早期精神分裂癥的癥狀是什么？早期精神分裂癥怎么治療？

　　無論從生物學或是方法學角度而言，都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疾病，精神分裂癥的病因和發病機制，治療和預防，一直是精神病學研究的中心課題，傳統醫學模式強調生物性的病因，按照這一觀點，精神分裂癥屬于原因不明的疾病，因為，自從發現致病微生物后，人們習慣把各種疾病的病因都看成是單一的因素，如果找不到單一病因就認為是“病因未明”，許多常見疾病都可以認為是病因未明，例如高血壓，胃潰瘍等，精神分裂癥當然也屬于這一類，不過，這一傳統概念已有所變化，反映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疾病模式的變化方面，即由原來的生物醫學模式轉化為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這意味著對多數疾病來說，其發病不是絕對地取決于單一因素，例如感染結核分枝桿菌后不一定就患肺結核(實際上多數不患肺結核)，是否患病還決定于本人當時的精神和軀體狀況，而這些又和其環境條件密切相關，就精神分裂癥而言，有些人認為它也是由許多因素綜合作用引起的，有人甚至認為，即使在將來，也無法找出能解釋所有精神分裂癥的單一致病因素，因此本文介紹的病因學研究將涉及臨床遺傳學，分子遺傳學，腦影像學神經發育和心理社會因素等多個領域。

　　人腦作為一個有著嚴密保護結構的復雜器官，其功能也十分復雜；研究中，一般較難取得大量活體腦標本；而且精神分裂癥患者或是認知能力受到損害，或是無法按要求與科研人員進行合作；加之長期使用抗精神病藥物，使得腦內生化狀況發生變化，進而影響腦部的結構，功能或其他方面；停藥又會導致精神癥狀反復；癥狀的多樣性也是研究的一個難點，如同一個患者，在不同時間會發生癥狀波動；此外，癥狀多樣性和波動性又會因抗精神病藥物的使用而不易識別，等等，上述種種情況共同構成精神分裂癥研究的復雜性，正是由于這些研究的復雜性，所以在精神分裂癥的病因學研究中困難重重，故迄今為止，該病原因尚未完全闡明。

　　一、遺傳因素

　　群體遺傳學研究結果證明，精神分裂癥屬于多基因遺傳的復雜性疾病，其遺傳度為60％～80％，因此遺傳因素是精神分裂癥最可能的一種素質因素，最早的家系研究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親屬罹患該病的概率高于一般居民數倍，患病率隨血緣關系的密切程度而增加；先證者病情越重，親屬患病概率越高，Kallmann(1938)統計1，087名精神分裂癥先證者親屬中的發病率，各級親屬中的發病幾率(Morbidityriskrate)為4.3％～16.4％，其中以子女，同胞及父母最高，上海(1958)對1198例精神分裂癥患者54，576名家屬成員的調查，近親中以父母及同胞的精神分裂癥患病率最高，精神分裂癥孿生子的研究，發現單卵孿生的同病率是雙卵孿生的4～6倍(Kallmann，1946；Kringlen，1967)，為排除本病發生的環境因素而進行的雙生子和寄養子研究發現，同卵雙生子(MZ)同病率為雙卵雙生子(DZ)的3倍；父母為精神分裂癥患者，其子女被寄養后患病率與不被寄養者相同，明顯高于父母正常的寄養兒，Heston(1966)將本病患者母親的47名子女自幼寄養出去，由健康父母撫養，與50名雙親健康者的子女作對照，至成年后，實驗組有5人患精神分裂癥，22人有病態人格；對照組無精神分裂癥病人，9人有病態人格，差別有顯著性，提示遺傳因素在精神分裂癥中的重要地位。

　　20世紀80年代Sherrington進行了相應染色體區域的連鎖分析研究后(SherringtonR，1988)，提出在第5號染色體長臂有一導致精神分裂癥的顯性基因，1年后，Sherrington課題組在進行了大規模樣本研究之后，又撤銷了該假說，目前，多數作者認為尋找控制精神分裂癥發病的某一特定基因幾乎不太可能，大量的實驗研究結果提示，精神分裂癥可能是多基因遺傳，由若干基因的疊加作用所致。

　　Gottesman等(1982)復習了有關精神分裂癥的遺傳文獻并結合自己的研究總結了18點，作為20世紀對精神分裂癥進行臨床遺傳研究的小結。

　　1、精神分裂癥的終身患病危險度為1％(到55歲為止)。

　　2、與精神分裂癥患者(先證者)的血緣關系越近，其危險度越高。

　　3、先證者病情嚴重程度及其親屬中患者的人數多少，與其危險度成正比。

　　4、危險度沒有明顯的性別差別(即可排除伴性遺傳)。

　　5、同卵雙生子(MZ)患精神分裂癥的同病率為雙卵雙生子(DZ)的3倍，為一般人口的35～60倍。

　　6、有一半的MZ不發病。

　　7、這一半不發病的MZ，其子女的患病率與發病患者的子女相同，說明其基因型有不完全外顯的表現。

　　8、MZ分別撫養及在一起撫養，其同病率相同(說明共同撫養的同病率并非由于情感接觸緊密所致)。

　　9、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子女在新生兒即由別人撫養者，其患病率與患者自己撫養者相同(說明其患病的主要原因不是后天的教養方式或其他疾病問題)。

　　10、精神分裂癥患者的領養者(養父母)的患病率不高(說明分裂癥不是由某種生物所致的傳染病或心理因素“傳染”的)。

　　11、正常人的子女由別人領養，其養父母的一方有精神分裂癥，并不使所領養的子女患病率增高，從而否定了精神分裂癥是由于從小受父母病態的教養方式所引起的。

　　12、腦外傷或癲癇后出現分裂癥樣精神病的患者，其家族中精神分裂癥的患病率并不增高。

　　13、對沒有精神分裂癥家史的人來說，沒有一種特定的環境因素可以毫無例外地引起精神分裂癥。

　　14、精神分裂癥的患病率與社會階層有關，在貧困階層比較多見，但大多數是由于患病而淪為貧困階層的。

　　15、一般雙生子本身的患病率并不比一般人高，從而否定了成為雙生子這一情況本身就會成為精神刺激，及雙生兒容易產生圍生期創傷，因而易患精神分裂癥的看法。

　　16、兒童期的主要精神病(例如兒童孤獨癥)與精神分裂癥沒有什么關系。

　　17、多因子，多基因的遺傳方式最能說明上述事實。

　　18、以目前的手段，在精神分裂癥發病前，尚無法予以識別。

　　但有學者對上述研究提出質疑，如至少一半MZ不發病，是否說明環境也起一定的作用；不同病的MZ能以同樣高的頻率遺傳疾病，除了說明存在不完全外顯外，是否還與兩者的“微環境”不同有關；某些研究結果的不一致是否受到診斷標準不一致的影響；等等，Murray(1985)等學者因此認為，精神分裂癥的病因有兩個獨立的機制，一個是以遺傳因素為主，另一個以環境因素為主，此觀點符合目前的研究潮流，但有待得到研究證實。

　　二、神經生化病理的研究

　　神經生化，生理，精神藥理等神經科學的迅速發展，以及腦成像技術在臨床研究工作中的應用，推動了本病神經生化基礎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多巴胺功能亢進假說：多巴胺功能亢進假說主要來源于精神藥理方面的研究，擬精神病藥物苯丙胺能使正常人引起與急性精神分裂癥妄想型的癥狀，苯丙胺的藥理作用是在中樞突觸部位抑制DA的再攝取，使受體部位多巴胺的含量增高，此外，抗精神病藥物的藥理作用是通過阻滯DA受體的功能而發揮治療作用，是DA受體阻滯劑，以后進一步證實抗精神病藥物的效價是與D2受體親和力強弱有關，但氯氮平是例外，在一般臨床治療劑量下，與D2受體親和力弱而與D4受體的親和力較高，此外，抗精神病藥物的療效對精神分裂癥并無特異性，對躁狂癥亦同樣有效。

　　支持DA功能亢進假說的直接證據來自對病人DA受體的研究，Crow(1984)等用3H-spiperone與病人腦標本的受體結合法，發現基底神經節和伏隔核D2受體數目增加，以后研究發現與病人生前評定的陽性癥狀呈正相關(r=0.70)，而陰性癥狀則否，高香草酸(HVA)是DA的代謝產物，有數個研究資料發現血漿HVA與病人精神癥狀呈正相關，精神癥狀較重者，血漿HVA水平較高(Picker，1986)，但亦有資料表明慢性精神分裂癥血漿HVA較正常人低。

　　PET研究：采用恰當核素標記的DA配體(ligand)，可對病人腦內DA受體結合力進行定量研究，一項以11C-methylpiperone為配體的研究報道，未發現精神分裂癥病人D2受體密度在紋狀體內有不同(Tune，1985)；另一項用11C-raclopride作配體測定D2受體，發現精神分裂癥在蒼白球D2受體數目較正常人高(Crawley，1986)。

　　但是，本病DA受體的功能最終結論，還有待更多的研究工作。

　　2、谷氨酸生化假說：谷氨酸是皮質神經元的主要興奮性遞質，是皮質外投射神經元和內投射神經元的氨基酸神經遞質，用放射性配基結合法(Radioligandbindingmethod)研究精神分裂癥病人尸檢腦組織谷氨酸受體：藻氨酸(Kainic.Acid，KA)，α-氨基-3-羥基-5-甲基-4異嗯唑(AMPA)和N-甲基-D-天門冬氨酸(NMDA)，發現KA受體結合力在邊緣皮質(特別在海馬部位)下降；而AMPA和NMDA受體結合力在前額部增高。

　　有研究發現精神分裂癥病人海馬和前額皮質內NAAG水平升高，與其相聯系的酶NAALADase含量下降，NAALADase存在于谷氨酸神經元內，使神經元內的谷氨酸化合物NAAG(N-acetylaspartylglutamate)分解為NAA和谷氨酸，用1H-MRS影像技術(Single-VoxelProtonMagneticResonanceSpectroscopy)能在活體腦的多個部位同時進行谷氨酸化合物及其代謝酶含量的測定，發現精神分裂癥病人的NAA在海馬喙突和前額皮質的背外側，與對照組相比明顯下降，此結果與精神分裂癥病人尸檢NAALADase活性的結果是相一致的，支持精神分裂癥病人在某些局部有谷氨酸化合物及其代謝酶通路的神經生化病理(WeinbergerDR，1997)。

　　在臨床方面，谷氨酸受體拮抗劑，如PCP(phencyclidine，苯環己哌啶)，Ketamine和其他NMDA受體拮抗劑在人類可引起一過性精神癥狀，出現幻覺和妄想，使BPRS評分上升，亦能引起陰性癥狀，推測NMDA受體功能障礙在精神分裂癥的病理生理中起重要作用。

　　NMDA受體不僅能為谷氨酸(glutamate)激活，同時亦能為甘氨酸(glycine)激活，后者能在NMDA復合體的激動劑(agonist)部位結合，在動物實驗中給大量甘氨酸通過血腦屏障能使中樞甘氨酸含量上升，能逆轉NMDA拮抗劑的行為效應，在臨床研究中，高劑量的甘氨酸(>30g/d)能使精神分裂癥的陰性癥狀有明顯改善，提示甘氨酸的治療可能成為處理精神分裂癥陰性癥狀的新途徑(JavittDC，BallA，1999)，提高了研究工作者對這方面工作的興趣。

　　3、多巴胺系統和谷氨酸系統功能不平衡假說：對谷氨酸神經遞質重要性的認識，并不排除對DA以及其他系統功能的作用，M.Carlsson(1990)指出：大腦皮質控制感覺輸入和警覺水平的功能，是通過包括了紋狀體，丘腦，中腦網狀結構的反饋系統完成的，刺激DA機制可增加感覺輸入和警覺水平；而皮質紋狀體谷氨酸系統則起抑制作用，故作者認為精神分裂癥是由于皮質下DA功能系統和谷氨酸功能系統的不平衡所致。

　　三、環境中的生物學和社會心理因素

　　精神分裂癥的發生，除遺傳因素在病因中起重要作用外，環境中的心理應激和軀體疾病的影響，一直是本病病因學研究的重要方面，許多材料說明，精神分裂癥與心理社會因素有關，但迄今為止還未能發現能決定發生精神分裂癥的心理因素，有些非常嚴重的刺激，確實曾在某些過去健康的人身上引起過精神病，但引起的是精神分裂癥，還是反應性精神病？診斷還有爭論，心理社會因素過去稱為心因性因素(psychogenic)，該詞由Sommer在1894年提出，當時是指“由于觀念(idea)引起的病態”，后來擴大了范圍，不僅限于觀念，還包括經驗，情感和環境條件等，所以近20年來，又逐漸改為心理社會因素，Bolton(1984)建議凡是認為與致病有關的心理社會因素都應符合下列條件：必須是合情合理的；必須要在達到生活目標的過程中有打擊，挫折作用；必須能根據病前和病后的情況明確地說明這些因素與疾病的關系(Bolton認為Freud的某些解釋就是不明確的，無法證實的)，關于精神分裂癥心理社會因素的研究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社會心理因素：美國精神病學家和社會學家協作研究調查，發現生活在芝加哥城內貧窮人群的精神分裂癥首次住院率最高，以精神分裂癥最明顯(Faris，Dunham，1930～1933)，對紐約附近社區調查的資料發現了患病率與社會階層呈負相關，患病率在低經濟社會階層與高經濟社會階層之比為9∶1，以低經濟水平階層的患病率最高(HollingheadRedlish，1958)，臺灣社區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資料表明，精神障礙的患病率與社會經濟和教育程度呈反比，以無職業或技術性很低的人群患病率最高(林宗義，1953)，中國1982年進行的12個地區精神疾病流行病學協作調查資料，發現與上述相似的關系：精神分裂癥的患病率在經濟水平低的人群為10.16‰，無業的人群為7.50‰～25.41‰，明顯高于經濟水平高的人群(4.75‰)和就業的人群(2.90‰～6.87‰)，推測可能與物質生活艱難，社會心理應激多有關(沈漁邨，1986)。

　　2、家庭教養環境：有人認為，精神分裂癥患者幼年期生活在破裂家庭(父母離異，死亡或出走)者較多，但后來的研究未能證實此觀點，又有人發現，患者的父母性格怪異或有神經癥者較多，為正常人的1倍以上，還有人發現，患者父母關系不正常(或是各搞一套，或是一方過分依從另一方)，但也有不支持的報道，父母和子女關系的異常在精神分裂癥發病中的作用在英，美國家曾被高度重視，這種異常的關系被歸納為兩種表現類型，即過分關心(over-involvement)和關心不足(under-involvement)，前者包括過分保護，相依為命等情況，后者包括厭棄，不尊重的想法等，后來的研究發現，過分關心的父母較多，關心不足的較少，對于這種過分關心，究竟是精神分裂癥的原因還是結果，仍存在爭論，有人認為是原因，因此這種母親被稱為“精神分裂癥源性母親”(schizophrenogenicmother)；有人認為是結果，因為母親發現自己的孩子比較“脆弱”，所以特別關心保護，另外，還有人研究了精神分裂癥患者及其父母的交流(communicating)問題，認為這種父母有很多是不和諧的婚姻，他們之間以及他們與子女的交流常存在問題，彼此不能很好協調，即“家庭交流異常”，這種子女以后容易發生精神分裂癥，這種關系的研究雖然承認有這種現象，但不認為是原因，而可能是孩子本身的問題引起的結果。

　　3、性格問題：20世紀初就認為很多精神分裂癥是從病前不良性格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部分是所謂的分裂樣性格，病前異常性格常在青春期才充分表現出來，在此以前可以與一般兒童相似，性格問題是否是病因，還有爭論，一般認為不是直接病因，Bleuler曾認為，精神分裂癥患者因為從小有怪異性格，容易跟別人(包括家庭成員)產生格格不入，造成人際關系緊張，進一步發展沖突，又成為可引起發病的心理社會因素，但也有觀點認為，精神分裂癥與社會和人群的隔離不是病因，而是患病的結果，由于疾病，患者表現為意志要求減退，認知功能缺損，衛生習慣不良，加之疾病本身的癥狀，使得患者的就業機會幾乎喪失，難以維系中等以上的社會地位，隨著疾病的發展，其社會地位還將進一步下降，這一觀點得到部分研究結果的支持。

　　4、生活事件：生活事件(一般都指引起不愉快的事件)能否引起精神分裂癥，在分析這一問題時必須明確以下幾點：

　　①某些生活事件確實可以影響癥狀的具體表現，但不能因此就確定它是病因，

　　②必須區分某一生活事件是疾病的病因還是后果，大量生活事件的這種因果關系是很復雜的，只有少數生活事件(如地震，戰爭)可以說不是個人活動的后果，

　　③某一生活事件對這個人有致病作用，對另一個人不一定有致病作用；在此時有致病作用，在另外的時候不一定有致病作用，不能一概而論，因此，在分析生活事件的意義時，必須考慮到個人的過去經歷，性格特點，當時處境，軀體情況和社會文化背景等，總的來說，目前傾向于認為生活事件作為單一的因素，不是精神分裂癥的病因。

　　最近早年環境中的應激與成年精神病理的對照研究表明(AgidO，ShapivaB，1999)：幼年喪親(指17歲以前父母死亡或永久性分離)在首次住院精神分裂癥和年齡，性別，種族，移民年齡相匹配的76對對照組相比較，明顯增加(OR=3.8，P=0.01)，特別是9歲以前喪親的影響更為明顯(OR=4.3，P=0.01)。

　　雙親分離的長期神經生物學的動物研究表明，早年生活經歷影響成年動物的應激反應，在動物整個生命過程中，有下丘腦-垂體-腎上腺(HPA)軸對應激反應加強，下丘腦促腎上腺皮質釋放因子(CRF)在腦脊液中持續升高，垂體CRF受體密度下降，CRF的mRNA水平上升等，作者認為，這可同樣應用在人類，早年喪親可通過對應激反應的變化影響人類精神病理的可傷性(1999)。

　　四、神經發育

　　研究多年來對精神分裂癥有著這樣的假設，即該病是由于成年早期發生了腦部的病理學改變，這一假說得到Kraepelin的早老性癡呆概念和疾病臨床衰退病程的支持，從這一概念設想，大多數的患者在其成年早期發生疾病之前，腦部是相對正常的，而由疾病引起任何腦部的病理改變，會因疾病的進展而變得更明顯，這一概念模式與多數已知的發生于成人腦功能障礙相符合，包括代謝性或感染性腦病(遺傳性或散發性的)及退行性疾病。

　　從上述假說到病理性神經發育研究，精神分裂癥的概念走過了重大的歷史變遷，原因在于，出現了皮質發育不良可重復的證據，建立了能解釋上述發育不良和疾病臨床特點之間關系的神經生物學模式。

　　按照神經發育理論，妊娠第2個3月期神經細胞發生遷移，由此確定皮質神經元的層狀排列，定位以及它們之間的內部關系，上述結構會維持一生，即使發生細胞缺失或繼發性的病理改變也不會更改，如果這一階段神經細胞未能成功遷移，則導致皮質發育障礙，精神分裂癥大腦異常的研究數據表明，精神分裂癥患者存在輕微的多局灶或彌漫性的解剖變異，這種變異發生在發病以前，且較為恒定，另外，皮質細胞結構方面的研究顯示，精神分裂癥患者存在前額葉，邊緣葉皮質以及兩者之間的聯絡結構的遺傳性缺陷，到成年早期表現為無法在環境性應激時恰當地調節皮質下多巴胺的活性，上述研究均提示，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神經發育有缺損，對于這一發生于妊娠第2個3月期的發育缺損有以下的病原學解釋。

　　1、產科異常：產科并發癥(OC)作為分裂癥的病因，是以往30年來眾多研究的焦點，目前大多數的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母親在妊娠和分娩時OC的發生較多，Goodman(1988)認為，OC使發生精神分裂癥的危險度增加至少1％，另外，盡管OC在某些環境中較多見，但這些環境中精神分裂癥的發生并未增加，因此OC對精神分裂癥的預測較差，他認為是精神分裂癥導致了OC，即已經存在的胚胎異常增加了OC的易感性，這種觀點正變得越來越肯定，它與神經病理學的研究數據有更多的相容性。

　　2、出生前病毒感染：圍生期病毒感染的觀點十分具有挑戰性，母孕期的病毒感染赫爾辛基一項母孕期環境危險因素的調查研究中，發現精神分裂癥母親在懷孕后半期有較多的軀體疾病，其癥狀相當于病毒感染，1957年芬蘭赫爾辛基有流感A2流行，Mednick對出生于1957年11月15日至1958年8月14日該地區的青年(26.16歲)診斷為精神分裂癥者的調查，發現胎兒于第4～6個月暴露于A2病毒流行者，其成年后發生精神分裂癥明顯高于對照組，作者推測：病毒感染影響胎兒神經發育，與精神分裂癥病人皮質神經細胞結構上的紊亂有關，但是這種觀點尚不夠完善，1957年歐洲的流感病毒調查數據還遺留了很多矛盾，至今無法解決，即使解決了這些矛盾，并獲得了陽性結果，流感病毒感染也至多是少數病例的病因，另外，即使陽性結果從一個側面強調了第2個3月期的發育障礙，增加了精神分裂癥的危險度，關于其機制也很難從病毒的流行學方面來解釋。

　　3、母孕期及圍生期合并癥：丹麥學者Schulsinger對母親患嚴重精神分裂癥的子女，自1962年開始進行前瞻性調查，作者收集了166名高危兒童出生時助產士的原始資料，產科并發癥用0至4級評分，1972年進行追蹤，臨床有3種情況：精神分裂癥，邊緣精神分裂癥，無精神病，作者發現精神分裂癥組的并發癥評分顯著高于邊緣精神分裂癥，認為兩組的遺傳負荷相接近，是否患病取決于環境因素的影響。

　　4、其他病因學因素：如酒精會對胚胎發育產生負面影響，導致一些可見于精神分裂癥的改變，如遷移缺損，皮質容積減少，然而，流行病學數據不支持母親酗酒是精神分裂癥重要危險因素的說法，有研究發現，母親在妊娠的第1個3月期的饑餓與精神分裂癥患兒增加有關，由于這一神經病理學改變的發現與精神分裂癥的關系尚不肯定，所以很難將其與其余的神經發育學數據相整合。

　　由于疾病本身的特征，精神分裂癥是一種反復發作的慢性遷延性疾病，病情容易反復，每一次復發都有可能導致患者大腦的永久性損傷，認知功能進一步受損，社會功能進一步下降；對于患者家屬，復發意味著親人病情的惡化和多次強制性的住院治療，必須承擔更大的經濟負擔和情感壓力；對于醫務工作者，復發會增加治療的難度，以及最終預后的不理想，因此有效預防精神分裂癥的復發已經成為一個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另外，患者對任何其它疾病都沒有特殊的免疫力，反之，由于精神癥狀，生活自理能力差，罹患其它軀體疾病的機會增多，要指出的是：精神分裂癥和其它軀體疾病在治療上存在著對抗性的矛盾，有以下幾種情況：

　　1、精神分裂癥并發結核病：因為精神分裂癥病人具有生活懶散，退縮，飲食不主動，孤獨少動等癥狀，常導致營養狀況下降及機體抵抗力差，所以易并發結核病，如肺結核及腸結核等，并發肺結核的處理方法是：首先請精神科醫師和結核科醫師會診，看看兩個病各自的嚴重程度如何，如精神分裂癥病情已趨穩定，而肺結核正在活動期，應到結核病醫院住院治療，由精神科醫師提供精神科治療的具體方案；如果相反，則應到精神病醫院治療；如果兩種病都很重，則應由兩個科的醫師通過會診進行協商，當兩種病都很嚴重時，在治療上甚為棘手，且存在著很大的矛盾，如肺結核需要充分休息，而精神分裂癥患者往往興奮躁動或受幻覺，妄想支配而到處亂跑，促使結核病惡化；嚴重的肺結核患者軀體衰弱，使精神病的治療用藥又受到很大限制，因此，這樣的病人一定要及時送醫院，由有經驗的醫師給予治療，目前中國較大的精神病醫院都設有結核病區，可收治這一類病人，在50年代以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結核患病率很高，而近20年來隨著精神科醫療水平的提高及精神醫學的發展，精神分裂癥并發肺結核的患病率逐年下降。

　　2、精神分裂癥合并肝臟疾病：較完善的精神病醫院都設有收治結核，肝炎的傳染病區，當精神分裂癥合并傳染性肝炎時，可到精神病醫院住院治療，要指出的是，精神分裂癥與傳染性肝炎在治療上存在著很大矛盾，因為所有治療精神分裂癥的藥物都是通過肝臟解毒的：在肝炎使肝功能下降或衰竭_的基礎上，藥物會進一步增加肝臟負擔而使肝功能惡化；而不治療精神分裂癥，病人的興奮，打鬧同樣會促使肝功能衰竭，所以治療時須權衡利弊。

　　3、精神分裂癥合并心臟病：某些抗精神病藥物能加重心力衰竭；反之，心臟病可使精神分裂癥的治療受到很大限制，因此，抗精神病藥物的使用要視心功能情況而定，病人住院后_的治療方案應由有經驗的醫師制訂。

　　4、精神分裂癥合并其它疾病的處理：精神分裂癥患者如患闌尾炎等外科疾病，需到外科進行手術，必要時派精神科護士護理；患了口腔，耳鼻咽喉等疾病，需進行專科會診，由相關科治療，總之，精神分裂癥患者和健康人一樣，可以罹患各種疾病，總的原則是看病人以哪種病為主，如果是以精神分裂癥為主，合并的疾病很輕，就住在精神科病房；反之，則住所患疾病的病房，可請精神科醫生會診，提出必要的精神科治療方案及派精神科護理人員前去護理，目前中國大城市中設備條件較好的精神病醫院都配備了內，外，婦等軀體病門診。

　　1、敏感多疑：對什么事都非常敏感把周圍的一些平常之事和他聯系起來認為是針對他的如別人在交談認為是在議論他；別人偶而看他一眼認為是不懷好意有的甚至認為廣播電視報紙的內容都和他有關察言觀色注意別人的一舉一動有的認為有人要害他不敢喝水吃飯睡覺有的認為愛人對他不忠而進行跟蹤；

　　2、性格改變：原來活潑開朗熱情好客的人變得沉默少語獨自呆坐似在思考問題不與人交往；一向干凈利索的人變得不修邊幅生活懶散紀律松弛做事注意力不集中；原來循規蹈距的人變得經常遲到早退無故曠工工作馬虎對批評滿不在乎；原來勤儉節省的人變得揮霍浪費本來很有興趣的事物也不感興趣等；

　　3、語言表達異常：與其談話話題不多語句簡單內容單調談話的內容缺乏中心或在談話中說一些與談話無關的內容使人無法理解感覺交談費力或莫名其妙或自言自語反復重復同一內容等；

　　4、睡眠改變：逐漸或突然變得難以入睡易驚醒或睡眠不深整夜做惡夢或睡眠過多；

　　5、情感變化：情感變得冷漠失去以往的熱情對親人不關心缺少應有的感情交流與朋友疏遠對周圍事情不感興趣或因一點小事而發脾氣莫名其妙地傷心落淚或欣喜等；

　　6、神經衰弱表現：頭痛失眠多夢易醒注意力不集中遺精月經紊亂倦怠乏力等諸多不適但無痛苦體驗而又不愿主動就醫；

　　7、性格改變：一向溫和沉靜的人性格突然變得固執不講道理；為一點微不足道的事就大發脾氣；疑心重重認為周圍所有的人都跟他過不去見到別人講話就認為別人是在議論或者針對他（她）；

　　8、情緒異常：無故發笑對親人朋友變得疏遠淡漠即不關心他人也不能理會別人對他的關心；有時則是無故的緊張害怕和坐立不安；

　　9、意志減退：原來積極向上的變得馬虎不負責任；生活懶散不修邊幅缺乏斗志得過且過；

　　10、行為怪異：往日熱情樂觀的變得沉默不語表情平平；喜獨處而不與人交往甚至有時對空叫罵喃喃自語或做些奇怪的動作讓人無法理解。

　　一、一級預防

　　從病因發病機理方面采取措施，預防疾病的發生，二級預防指早期發現，早期診斷和早期治療，三級預防指預防復發和防止殘疾。

　　精神分裂癥的發病原因及發病機理迄今尚未充分闡明，所以一級預防難以實施，在二級預防方面，中國外學者作了大量的工作，如診斷標準的統一，標準評定量表的使用，對疾病進行早期的心理社會干預，使二級預防工作進展較快。

　　二、二級預防：

　　在精神分裂癥的一級預防尚未能實施以前，預防的重點應放在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和預防復發上，因此要在社區建立精神病防治機構，在群眾中普及精神病防治知識，消除對精神病人歧視，不正確的看法，使病人能及早發現和早期得到治療，在返回社會后，要動員家庭和社會力量，為病人康復創造條件，在社區康復機構的指導和訓練下，在家庭的支持下，提高病人社會適應能力，減少心理應激，堅持服藥，避免復發，減輕殘疾，中國外的經驗均說明其重要性和可行性。

　　遺傳咨詢：遺傳素質是精神分裂癥發生的因素之一，建議處于生育年齡的病人，在精神癥狀明顯時，不宜生育子女，如雙方均患過精神分裂癥，建議避免生育，調查資料表明：父母雙方均為精神分裂癥患者，其子女罹患此病的幾率為39.2％，較父母一方為此病者的子女罹患此病的幾率(16.4％)高出1倍左右。

　　精神分裂癥是遺傳素質和環境中生物學和社會心理因素共同作用下發生的，現有研究資料表明，母孕期病毒感染，圍生期的合并癥，外傷以及幼年與雙親被迫分離的社會心理應激可對精神分裂癥的發生均有一定影響，因此對高危人群的家庭及時進行咨詢，注意母孕期和分娩過程的保健，以及對其子女成長發育階段的心理健康發育環境，以減少胎兒發育成長環境中的生物學和心理應激因素十分重要。

　　三、三級預防：

　　三級預防主要指康復，指利用盡可能取得的條件和時機采取綜合的手段，使患者達到最大限度的功能恢復，精神分裂癥病人復發率高，及時采取有效措施，盡量讓病人不復發或少復發，是重要的防治措施，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1、出院前的心理治療：在精神分裂癥病人經住院治療大部分精神癥狀消失后，自知力部分恢復，通過心理治療，幫助病人認識自己的精神癥狀變化的情況，鼓勵病人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教會病人一些防治疾病復發的方法。

　　2、對患者家屬進行健康教育，使病人得到醫療性監護的保證及心理上的支持。

　　3、建立定期門診隨訪制度，指導患者服用適量的維持治療藥物，通過藥物治療預防復發，研究表明，維持服藥治療可以有效降低復發率。

　　4、提高全社會的心理衛生知識水平，可以從社區開始進行精神衛生知識的宣教工作，在有條件的社區建立日間工療站，為精神分裂癥病人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幫助他們重返社會。

　　本病目前尚無特異性實驗室檢查，當出現合并癥，如感染等，實驗室檢查顯示并發癥的陽性結果。

　　自從提出精神分裂癥的概念以來，已從多方面進行過腦形態學變化及某些有毒代謝物研究，尚未取得肯定結果，直至近二三十年，由于檢查技術的進步，發現了一些肯定的結果，腦影像學技術研究發現該病存在器質性基礎，過去的20年里，影像學技術為人們了解活體腦的功能和結構提供了便利途徑，而關于精神分裂癥腦部異常的研究主要涉及3個方面，第一，通過CT或MRI尋找使精神分裂癥易感性升高的腦部損傷部位；第二，應用功能性影像學技術，如PET，SPECT，fMRI，觀察局部神經元活動情況，從而建立神經系統功能障礙與精神分裂癥臨床特點之間的相互聯系；第三，通過腦組織的分子結構圖像，明確神經元功能缺陷的病理過程的本質，如采用PET，SPECT觀察神經遞質受體，或用MRS檢測神經化學的變化。

　　1、結構性影像

　　精神分裂癥的全腦體積縮小和腦室擴大是比較一致的觀點，而且灰質的體積縮小更為明顯，CT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腦室擴大而腦組織體積縮小，關于腦組織縮小的部位說法不一，有的認為在顳葉，特別是左側顳葉，有的認為存在普遍的體積縮小，而以額，顳和枕葉明顯，腦室擴大在疾病的早期就可被查出，與病前功能缺損，陰性癥狀，治療效果差及認知功能缺損有關，與病程無明顯相關性，雖然CT異常具有臨床意義，但無診斷特異性，因為同樣的異常在AD和酒精中毒的患者中也可見到，部分精神分裂癥患者腦室擴大，而另一些具有活動性癥狀的患者使用多巴胺阻斷劑療效良好，這些現象使Crow(1980)提出精神分裂癥兩類病理過程的假說，這就是Ⅰ型和Ⅱ型精神分裂癥，Crow認為，陰性癥狀與腦組織缺失和腦室擴大有關，但CT未提供這方面的證據，大多數研究顯示，腦室擴大與臨床的認知功能和神經心理學功能缺損有關，另一些學者試圖尋找特異的認知損害與腦組織缺失的定位關系，如Raine等(1992)發現，額葉體積縮小與神經心理測試中額葉功能檢查得分減少相關，以血漿高香草酸水平作為多巴胺能活性的指標，Breier等(1993)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在藥物誘導的應激狀態下多巴胺能活性異常增高，并認為多巴胺能反應的幅度與額葉體積呈負相關。

　　MRI的優勢是能夠區分灰質和白質，能測出特別腦區結構的大小，使精神分裂癥腦部結構異常的研究從大體結構異常，發展到研究特異區域的異常，然而，盡管與精神分裂癥有關的可能腦區較多，但肯定的區域較少，最早的MRI研究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存在選擇性的額葉，大腦總體積和顱內體積縮小，提示上述異常與神經發育不完善有關，而非日后的退行性改變。

　　關于額葉的變化是眾多研究的焦點之一，由于前額葉執行著較多的皮質功能，這些功能在精神分裂癥患者中受損明顯，包括執行功能，抽象思維和工作記憶能力等，因此對這一部位的研究較多，近年來研究發現，慢性和首發患者中存在額葉萎縮，同時還有丘腦，杏仁核，海馬，基底核和顳葉萎縮，其中顳上回的體積縮小與幻聽有關，Andreasen是首次用MRI研究并報道額葉縮小的學者，以后有不少研究證實了這一點，如對前額葉皮質進行的研究結果提示，前額葉背外側皮質區面積與認知能力存在負相關，中國研究人員在對38例精神分裂癥和34例對照組腦部MRI的研究中發現，精神分裂癥的哈氏值，側腦室體部指數，第三腦室，左額葉腦溝，胼胝體前后徑及面積均與對照組有顯著差異，這提示精神分裂癥存在側腦室，尤其是側腦室前角和第三腦室，左側額葉腦溝的擴大和胼胝體縮小，再一次表明額葉結構的改變在精神分裂癥中的重要意義，該項研究還發現，Ⅱ型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側腦室前角，第三腦室和左額葉腦溝大于Ⅰ型的患者，胼胝體前后徑和面積小于Ⅰ型，表明陰性癥狀與腦萎縮有關，30歲的患者相比，腦部結構異常無差異，由此提示早年的神經發育障礙可能是引起患者腦部異常及后來發生精神分裂癥的原因。

　　顳葉-邊緣系統對精神活動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目前大量研究證實精神分裂癥患者的這一部位也存在萎縮，體積減小約8％，以左側更明顯，此外，顳上回的變化與幻聽，思維障礙等陽性癥狀的關系密切，很值得進一步研究。

　　2、功能性影像

　　SPECT研究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腦血流從前到后發生階梯性改變，最嚴重的損害發生在額葉，左側重于右側，患者幾乎每個感興趣區與其他任何一個感興趣區的血流灌注之間均存在顯著相關性，而在正常人中只有特定區域之間存在相關性，這一結果提示，大腦各區域之間的互動關系在精神分裂癥和正常人之間存在差異，可作為精神分裂癥腦神經功能變化及失調的一種信號。

　　比較靜息和激活狀態下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腦血流灌注，發現在靜息狀態時，患者背側前額葉皮質區血流量顯著減少，在激活狀態時，正常人該部位的血流灌注增加，而患者并沒有增加，未曾用藥治療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在靜息狀態下前額葉灌注高于正常人；在激活狀態下患者該部位灌注不會增加，而正常人則會顯著增加，提示精神分裂癥患者在發病時就存在前額葉功能障礙，與結構性影像學的發現一致。

　　中國研究人員提出，精神分裂癥腦血流灌注的異常主要在額葉，并與視覺誘發電位P300振幅的異常相吻合，因此可認為精神分裂癥存在額葉整合功能異常，與其陰性癥狀密切相關，對首發的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認知激活前后的SPECT檢查，比較激活前后SPECT圖像變化的情況，結果為靜息狀態下患者與正常人相比，存在顳葉和額葉的灌注改變；激活時，陰性癥狀為主的患者額，顳葉血流無明顯增加，而陽性癥狀為主的患者上述部位血流灌注增加明顯高于陰性癥狀為主者，癥狀越輕，增加越明顯。

　　晚發和早發精神分裂癥的圖像特點不盡相同，前者表現為雙側額葉和顳葉血流灌注下降，左半球與右半球的灌注比值下降，左顳葉血流灌注下降對判別患者和對照組最敏感，后者也表現為額葉的低灌注，左額更明顯，但顳葉血流灌注下降不明顯。

　　精神分裂癥各癥狀群的腦血流灌注特點研究表明，思維形式障礙及夸大妄想與雙側額葉及顳葉灌注正相關；妄想觀念，幻覺行為及猜疑與雙側額葉，扣帶回，左側顳葉和左側丘腦灌注負相關；陰性癥狀中刻板思維與左額葉，左顳葉及左頂葉灌注負相關，經藥物治療及臨床癥狀改善后，殘存的陽性癥狀與腦局部血流灌注之間無相關性，而陰性癥狀與雙側額葉，顳葉，扣帶回，基底核及后腦的灌注負相關。

　　以SPECT技術作為研究藥物作用機制的手段，該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抗精神病藥對局部腦血流灌注的影響及其與臨床療效關系，以及藥物治療前后特定部位的受體結合率的變化，血流灌注方面的研究結果不盡一致，從某種程度上提示抗精神病通過作用于特定的受體和神經遞質，而不是通過改變局部腦血流灌注起效，神經遞質方面的研究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D2受體密度指數高于正常人，且變異較大，服藥患者的配體結合率均下降，提示其D2受體占有率升高，服用典型抗精神病藥者紋狀體D2受體占有率較未服藥或服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藥者高，發生錐體外系不良反應者占有率也較高，基礎狀態時患者和健康人D2受體利用度無差異，使用苯丙胺后患者的D2受體利用度明顯下降，而過度的多巴胺釋放與患者某些癥狀的加重有關，從未用藥的精神分裂癥患者，用藥3天后，基底核與額葉的配體結合率比值的變化與療效和錐體外系不良反應明顯相關：療效好，不良反應小的患者比值下降；而療效差，不良反應大的患者比值上升，這提示抗精神病藥會引起后一類患者基底核D2受體的上調。

　　PET能更清晰地觀察不同刺激下腦部的激活狀態，某些藥物對腦部的激活情況，特異性中樞部位的受體占有率，各相關部位的動態變化，以及藥物血濃度及臨床療效間的關系等，PET的受體研究結果表明，精神分裂癥患者5HT2受體并不減少，患者的錐體外系不良反應與D2受體占有率有關，后者是劑量依賴性的，且與患者的年齡有關。

　　精神分裂癥的fMRI研究常與其認知缺陷癥狀研究聯系在一起，認知功能研究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認知缺陷癥狀涉及多個領域，如記憶力，注意力，執行功能及整合功能等，不同學者針對上述不同認知缺陷設計使用了不同fMRI認知研究模式，其中，記憶力(尤其工作記憶)的fMRI研究最多，精神分裂癥患者工作記憶的fMRI研究結果并不一致，較多研究支持精神分裂癥患者(包括高危后代)額葉背外側(DLFC)及頂葉后下部的激活低下，但也有一些相反的結論，得出額葉激活增加，此外，Fletcher等研究發現隨著言語性工作記憶容量的增加，對照組的DLFC激活增加，而精神分裂癥患者上述部位的激活卻隨著容量的增加而減少；Stevens等和Barch等研究發現言語性工作記憶較非言語性工作記憶激活低下更明顯，可能反映精神分裂癥患者言語性工作記憶的缺陷更明顯，至于治療前后的fMRI研究極少，Wexler等用系列單詞位置記憶測驗研究了認知訓練對認知功能的影響，8例病情穩定的患者接受為期10周的記憶訓練，發現認知訓練后精神分裂癥患者左側額下回的激活較訓練前明顯增強；Wykes等用倒數n項測驗(n=2)研究精神分裂癥患者認知治療前后的變化，發現認知治療后精神分裂癥患者與工作記憶有關的腦區(尤其額葉)激活明顯增加，中國劉登堂及江開達等也運用fMRI對首發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了研究，以倒背數字作業測驗作為刺激模式，倒背數字作業測驗主要測定被試者對語言材料信息的保持功能，同時有選擇性注意及執行控制的認知成分參與，研究發現，治療前首發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左側DLFC(主要是左側額上回)，左側額葉腹外側(VLFC)及左側頂葉后下部(左側頂上小葉及左側緣上回)的激活低下，這與上述已知有關研究結果基本一致，提示精神分裂癥患者在發病初期就存在工作記憶(主要是言語性工作記憶)缺陷，用利培酮或氯丙嗪治療2個月后復查fMRI，發現利培酮治療后，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左側額上回及左側額下回的激活低下明顯改善，氯丙嗪治療后，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左側額上回及左側額下回的激活低下也有改善，并且，利培酮組及氯丙嗪組在治療前后各腦區的變化并未發現明顯差異，進一步分析原因，這可能與本研究所取樣本均為以陽性癥狀為主的首發精神分裂癥有關，治療后兩組患者的陽性癥狀均明顯改善，與陽性癥狀有關的認知缺陷癥狀亦改善，若進一步隨訪，兩組之間可能有差異。

　　（1）腦部靜息狀態的研究：對某類疾病患者靜息狀態下腦部功能的研究往往是作為這類疾病影像學研究的開始工作，產生的研究結果也多被用作基線數據，用于和其他非靜息狀態下的結果作比較。

　　精神分裂癥患者靜息狀態下局部腦血流與健康對照組并無差異，所不同的是其額葉相對后部腦區而言活性并不增加，而在健康對照組中這一特性較明顯，特別在前額葉皮質區表現得更為突出，盡管有另一些研究并不支持這種結論，但據此提出的精神分裂癥“低額葉功能”已成為至今為止有關精神分裂癥的經典學說，此后，運用SPECT和PET技術也發現了相同的結果，特別是在前額葉和左側額葉皮質區，關于精神分裂癥患者靜息研究的另一重要發現是基底核活性增加，這似乎是抗精神病藥物治療后的繼發現象，與健康對照組服用單一劑量抗精神病藥物后殼核活性增加的現象相吻合。

　　對上述結果的解釋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難以確定被檢查對象在所謂“靜息狀態”下的認知活動情況，因為在“靜息狀態”下，患者依然存在的情感和認知活動因人而不同，這一不同則造成相應腦部區域的不同功能狀態，研究人員甚至已證實不同的“靜息狀態”下(閉眼，塞耳，閉眼并塞耳)，健康人會表現出不同的腦部功能狀態，他們因此認為“靜息狀態”是一個不恰當的名稱，盡管如此，有關“靜息狀態”的研究還是提供了部分精神障礙腦功能缺損的依據，這為進一步研究這些疾病的特質提供了可做對照的基線，而如何使“靜息狀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靜息”，也已經是該領域內新的探索方向。

　　（3）認知激活狀態下腦功能的研究：采用認知激活任務，測量受試者在完成任務時的腦功能狀態是精神疾病研究中使用較多的影像學方法之一，為“在線”評估腦功能提供了途徑，如使用激活前額葉皮質區的認知任務對精神分裂癥認知功能進行研究就是一個范例，這些認知任務包括持續作業試驗，威斯康星卡片分類試驗，瑞文漸進模型試驗和工作記憶試驗等，精神分裂癥患者在完成上述作業時，前額葉激活水平較對照組低下，由于精神分裂癥患者通常的行為應答和反應水平均在較低水平，所以這類研究存在的問題是，無法肯定受試者在進行認知任務的同時腦部功能是否被“在線”成像，或“即時成像”，同時也無法確定前額葉激活水平低下是精神分裂癥應答和反應水平低下的原因還是結果，為回答后一問題，研究人員設計了這樣的方案，即對有著與精神分裂癥患者類似的低應答和反應模式的亨廷頓病(HD)的患者進行威斯康星卡片分類試驗，但HD患者未表現出低額葉激活水平，這至少從一定程度上說明，無法將低額葉激活水平簡單歸因于低應答水平。

　　用H215OPET技術檢查精神分裂癥患者，完成多級記憶任務時的前額葉皮質血流情況，當任務為回憶幾個單詞時，患者完成任務的情況和其前額葉的激活情況均與對照組相似；當要求回憶的單詞數量增加時，患者對任務的完成情況變差，且該臨床表現與患者的前額葉血流無法隨認知任務的負荷加重而相應增加有關，提示患者前額葉對認知任務的響應能力下降可能僅在患者無法完成認知任務的要求時才會顯現。

　　此外，精神分裂癥患者前額葉激活的異常因所采用的認知激活任務的特點不同而呈現不同情況，如患者在完成語詞流暢性任務時表現出前額葉低激活水平，而在完成語意決定任務時則不出現這一現象，盡管上述兩項任務均屬語詞加工任務，并都與前額葉激活有關，但前者的要求是根據提示產生詞匯，而后者要求對外部的刺激語匯進行分類，因此推測精神分裂癥患者前額葉低激活水平與其內源性的合成能力缺陷有關。

　　（3）精神癥狀的研究：

　　①癥狀群與局部腦功能關系的研究：精神分裂癥患者存在3組較具特征性的臨床癥狀，即“陰性癥狀”，“思維障礙”和“陽性癥狀”(即幻覺和妄想)，用PET檢查患者局部腦血流的方法，發現陰性癥狀與前額葉血流呈負相關；思維障礙與扣帶回的功能相關；而幻覺與妄想與顳葉中部皮質區的血流相關。

　　如果將抑郁癥的癥狀分為3組，采用相同的方法對抑郁癥進行研究后發現，其中的焦慮癥狀與扣帶回后部和頂葉下部皮質區的血流正相關；精神運動性遲滯和抑郁情緒與左背側前額葉和頂葉皮質區血流負相關；而認知功能則與左側前額葉中部皮質血流正相關，此外，還發現無論是單相還是雙相抑郁，患者腹側皮質區相對胼胝體膝部有功能異常下降；而在雙相躁狂患者，則表現為該部分功能上升，這一現象提示該區域的功能狀況可能是情感狀態依賴性的，即隨情感狀態的變化而變化。

　　②癥狀發作時的即刻腦功能研究：一些研究人員認為比較相同疾病診斷的患者發生某一癥狀的當時和不發生癥狀時的腦部功能情況，是揭示癥狀特質更為直接的方法，他們比較了有幻聽癥狀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和無幻聽癥狀的患者的腦部功能，發現有幻聽癥狀的患者顳葉外側部的代謝水平相對較低，而右下側額葉區的代謝相對較高，另有研究比較同一組患者在存在豐富幻聽時和幻聽癥狀緩解后的腦功能，對有幻聽癥狀的患者，要求其在聽見幻聽時移動其手指，試驗人員則在看見其手指移動的當時進行腦功能成像，結果發現成像當時有幻聽的患者左下額葉區的局部血流較無幻聽的患者升高，左側前扣帶回和顳葉皮質的血流也相對較高，其他研究人員重復上述試驗時，將移動手指的要求改為撳按鈕，結果提示幻聽與紋狀體，丘腦和顳葉中部皮質區的功能有關。

　　這些試驗均以“捕捉”癥狀發生當時的腦功能變化為目的，但存在這樣的缺陷，即精神癥狀常常是一種主觀體驗，試驗數據的質量將最終取決于患者報告其癥狀的可信度和忠實度，而且，標記癥狀發生的過程，如移動手指或撳按鈕這些動作本身也可能影響腦部的功能狀態。

　　對精神癥狀進行橫向研究是指對出現于不同疾病中的同一類癥狀進行研究，這一方法尤其適用于精神科，因為諸如妄想，抑郁和幻覺常在不同的精神疾病中出現，一系列的研究比較了繼發于HD和帕金森病(PD)的抑郁與神經影像功能的關聯，部分結果提示，雙側眶部，前額葉下部和前顳葉皮質區在兩組患者中均呈低代謝；也有部分研究支持伴抑郁癥狀的PD患者表現為雙側額葉中部和前扣帶回皮質區低代謝水平，盡管結果不同，但均提示抑郁癥狀本身可能獨立于其所伴發的疾病，與聯系額葉，顳葉皮質和紋狀體神經通路的功能相關，這一神經通路的功能缺損將可能導致原發性抑郁，或與基底核部位相關的其他疾病，此外，對伴有精神運動貧乏的精神分裂癥和伴有精神運動性遲滯的抑郁癥進行比較研究后發現，這類癥狀與左背側前額葉皮質區(DLPFC)的功能下降有關，而與其伴發于何種疾病無關，從上述研究可知，腦部存在著某些特定結構區或神經通路，一些精神癥狀的發生可能與這些部位的功能有關，而與癥狀發生于何種精神疾病無關。

　　3、神經受體影像

　　學技術對精神分裂癥神經遞質理論的研究精神分裂癥是目前眾多精神障礙中神經遞質理論相對完善的一個，主要涉及多巴胺和5-HT兩大遞質系統，有關方面的分子影像學研究的重點也多集中于此，此類研究的主要設計模式可分兩類：一類稱為“臨床研究”，目的是了解精神疾病在神經遞質和受體等神經化學方面的異常，并進一步了解疾病的病理生理機制；另一類是“受體占位研究”，用于更好地了解藥物的作用機制和途徑。

　　中樞的多巴胺受體主要位于皮質和紋狀體，由于適合于皮質多巴胺受體的放射性配體的開發和研制較晚，因此關于紋狀體多巴胺受體方面的研究較多，臨床研究證實，精神分裂癥患者紋狀體的多巴胺D2受體密度高于正常對照組，使用安非它明以刺激多巴胺的釋放，釋放的高峰與安非它明所致的一過性精神癥狀明顯相關，這一現象與患者以往是否使用過抗精神病藥無關；而且，上述現象僅在患者疾病加重時出現，在癥狀緩解后消失，對于該現象最常見的解釋是患者的多巴胺釋放因安非它明的刺激而增加，另一解釋則是患者的D2受體對于多巴胺的親和力增加。

　　安非它明刺激試驗的缺陷在于突觸間隙多巴胺的變化是由于非生理性刺激引起的，而且試驗也未能提供有關突觸間隙多巴胺基線濃度的數據，使用A甲基旁酪氨酸(AMPT)以抑制多巴胺的合成，并通過配體與突觸后D2受體結合率的增加來評估抑制前突觸間隙多巴胺的基線水平及其與突觸后D2受體的結合率，由于上述配體與突觸后D2受體結合率增加現象僅出現于體內試驗，而未在體外試驗中出現，因此提示該現象與受體上調無關，而是由于內源性的多巴胺消耗和原本被多巴胺結合的D2受體重新被解離有關，由上述試驗證實，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疾病發作期，其D2受體與多巴胺的結合率高于健康對照組，這與患者突觸間隙多巴胺水平較高的假說相吻合。

　　此外，使用特異放射性標記的配體對多巴脫羧酶和多巴胺轉運蛋白的研究也同樣證實了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多巴胺水平增高。

　　目前的“受體占位研究”主要用于對藥物的受體作用機制的研究及經典與非經典抗精神病藥物的比較研究，一般經典抗精神病藥的D2受體占有率為70％～89％，而氯氮平占有率為28％～63％，即使將前者的劑量加至臨床使用劑量的上限，后者則用臨床使用劑量的下限，它們各自的受體占有率仍維持在原來的范圍內，提示D2受體占有率與藥物劑量無關，而是藥物特性的一個指標，可用于區分經典與非經典抗精神病藥，然而對利培酮和奧氮平這兩類非經典抗精神病藥的研究結果不支持這一說法，因為兩者的D2受體占有率均隨劑量的加大而升高。

　　關于5-HT的臨床研究目前尚無重大突破，原因是其配體的非特異性結合率高，標記/干擾率低，血漿內的游離物難以測量，腦內清除率低，受體占位研究結果表明，5-HT2A受體的拮抗作用是非經典抗精神病藥物區別于經典抗精神病藥的特征，而，5-HT2A受體阻斷后所致臨床癥狀的改善依然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4、精神分裂癥腦誘發電位的改變

　　（1）P300：國外對精神分裂癥P300研究，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發現：

　　①波幅下降，精神分裂癥P300波幅明顯減低，可能是信息主動加工過程的障礙以及由于被動注意缺損的結果，最近研究發現，精神分裂癥的高危兒童P300波幅減低，認為P300可作為一項發病前預測指標；

　　②潛伏期延長，有20％～30％分裂癥患者P300潛伏期延長，超過2個標準差；且發現精神分裂癥高危兒童P300潛伏期顯著縮短；

　　③P300分布于不同腦區，精神分裂癥患者P300在頭皮左中和后顳區活動缺損。

　　Olichney(1998)報道了P300波幅和發病年齡較晚的老年精神分裂癥的關系，發現聽覺P300在發病年齡較早的精神分裂癥患者波幅下降，但發病年齡較晚的老年精神分裂癥中未見有類似的改變，這項研究發現，發病年齡早和發病年齡晚的精神分裂癥患者中，聽覺P300的N100和N200波幅沒有差別；而發病年齡早的精神分裂癥患者的P300波幅比正常值有極顯著下降，發病年齡晚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其P300的波幅大多數均在正常值范圍內，這表明發病年齡較早的精神分裂癥患者有更嚴重的信息加工缺陷。

　　Weir(1998)描述了精神分裂癥和抑郁癥的P300潛伏期和地形圖分布，根據DSM-Ⅲ-R診斷標準，檢測19例右利手的陽性精神分裂癥患者，14例右利手的抑郁癥患者及31例正常人P300地形圖，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左側中央區顯著缺陷，而抑郁癥患者右側聽覺P300地形圖中有缺陷，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潛伏期比正常人延長22ms，統計學分析有顯著性差別；而抑郁癥的潛伏期比正常人延長10ms，統計學分析無顯著性差別。

　　Buchsbaum等人認為N100波幅的升高或降低反映了調控大腦皮質感覺傳入通路的“閥門結構”開閉程度，N100的波幅隨著光刺激強度的增高而升高，N100波幅除了受到刺激強度的影響外，還受人格因素的影響，他們還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P300的N100～P200波幅下降；慢性精神分裂癥的N100波幅改變與急性精神分裂癥不同，前者升高，而后者降低，N100被認為與選擇性注意有關。

　　精神分裂癥P300的P3波幅下降是中國外研究報道一致的發現，P300中靶P3波幅降低可能是精神分裂癥的屬性標志之一，因為這一變異可見于緩解期的患者和部分高危人群。

　　（2）CNV：Ruiloba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CNV有以下改變：

　　①基本波形變異大，無規律性；

　　②最高峰電位下降，平均波幅下降，且發現幻聽，抑郁，妄想等精神癥狀患者，CNV波幅更低；

　　③CNV全程時間延長；

　　④操作反應測試的錯誤增加；E.指令刺激后負變化的時程(PINV)延長。

　　江開達等(1982)報道了76例精神分裂癥CNV研究結果發現：

　　①波形特點：指令信號后負相期待波的形態不規則，穩定性差；

　　②CNV總時程延長，以PINV更明顯，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CNV總時程延長至1612.9ms，而正常組僅為1154.6ms，差別非常顯著，慢性精神分裂癥PINV潛伏期為677.2ms，正常組為220.2ms，差別非常顯著，同時，提出PINV超過400ms可作為精神分裂癥臨床診斷的電生理參考指標之一；

　　③CNV的峰電位下降：急性和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CNV峰電位均值分別為11.9±4.3μV，14.3±4.7μV，正常人組為16.7±4.9μV，差別非常顯著；

　　④指令信號前負變化面積縮小，指令信號后負變化面積增大；

　　⑤指令信號后按鍵反應的時間明顯延長，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更明顯；

　　⑥CNV時程和波幅變化與精神分裂癥患者臨床癥狀緩解程度呈平行相關，急性患者經治療后精神癥狀緩解，病情趨于穩定時，其CNV波形亦趨穩定，波幅升高，PINV潛伏期縮短(治療前535.4±380.2ms，治療后149.5±40.6ms)，認為CNV峰電位和PINV時程可作為評定患者近期療效的一項客觀的參考指標。

　　（3）N400：吳良堂等(1995)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未服藥組N400波形多不規則，波幅下降，甚至消失，潛伏期延長，N400的波幅下降，表明其在語意期待方面有缺陷，N400的潛伏期延長，提示信息過程的的延擱。

　　任巖等(1997)報道：精神分裂癥患者能誘發出明顯的N400成分，在未服藥時，N400的波幅明顯低于正常人，波形也不同，在可能是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思維障礙等影響了大腦對信息的處理能力，因此對語意的非預期性差，對語意差異的辨認能力較低，語言信息處理能力不如正常人，造成N400異常。

　　侯沂(1993)對19例精神分裂癥患者的事件相關電位N400進行對照研究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的N400潛伏期較正常對照組明顯延長，波幅降低，額區更加明顯，提示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語言發生機制及信息處理可能存在某種程度的障礙。

　　（4）MMN：精神分裂癥患者在MMN實驗中發現波幅下降，Javitt(1993)報道14例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波幅下降，MMN波幅與年齡，智商無顯著相關，波幅改變是精神疾病MMN研究頗為一致的結果。

　　（5）SEP：Shagass和Schwartz等報道，刺激100ms以前，精神分裂癥患者的SEP波幅大于正常人，慢性患者大于急性精神分裂癥患者，Shagass將精神分裂癥患者分為兩組：一是慢性組(包括慢性病程的未分化型，妄想型，單純型)；二是“其他”組(包括緊張型，情感型，急性發作的精神分裂癥)，從C3，C4處記錄到的SEP發現，慢性組在N60處波幅特別高，這可能是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的一個特征，Shagass還報道了在精神分裂癥患者中，抑郁癥狀量表評分低，而簡明精神癥狀量表評分高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其100ms內的SEP波幅比抑郁癥癥狀量表評分高而簡明精神癥狀量表評分低的分裂癥患者為高，且變異小，另外，在體感刺激100ms以后的N130，P180，P280波，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比正常人的波幅低，且不規則。

　　江開達等(1996)報道精神分裂癥患者SEF主波P2波幅為1.26±0.9μV，正常人為3.5±1.2μV，兩者有極顯著性差異，發現精神分裂癥的SEP波形變異還表現在部分患者P1或P3波較P2主波大，另外，還發現無論是正常人或是精神分裂癥患者的P1，P3波的出現率均高于VEP，AEP，這可能與VEP，AEP傳導途徑的神經元換元次數及各種神經元的反應敏感度不同有關。

　　（6）AEP，VEP：Shagass復習有關文獻，發現精神分裂癥AEP，VEP的主要改變歸納為：

　　①主波群(N1-P2-N2)變異明顯大于正常對照組；

　　②波幅降低；

　　③潛伏期縮短；

　　④后節律(300ms后)成分的活躍性低，表現P3波的各出現率低，幅度低；

　　⑤恢復功能改變，波幅恢復低于正常水平。

　　張明島1983年曾報道82例精神分裂癥患者AEP和VBP的變化，主要有以下發現：

　　①波形特點：急，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AEP，VEP波形變異較正常人組大，急性精神分裂癥患者更為明顯，主波群(N1-P2-N2)形態不規則，不穩定，同一患者在相同時間內兩輪實驗波形無一致性可循；

　　②波幅降低：急，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N1-P2平均波幅較正常人組下降25％～30％，P2-N2波幅下降30％～40％，P2波幅下降17.5％～37.5％，與正常對照組間均有非常顯著的差異；

　　③潛伏期：急性患者P2波潛伏期較正常人組短，而慢性患者P2潛伏期與正常人組比較差異不明顯。

　　Roth，Schlor通過對VEPN1和P2潛伏期研究發現，潛伏期前移與陽性癥狀有關，而潛伏期延遲與情感淡漠等陰性癥狀有關，Schwartz，Kopf分析了不同刺激強度VEP，比較了陰性，陽性癥狀之間VEP潛伏期的差異，結果顯示，在低強度的刺激下，陽性癥狀組的平均P2潛伏期顯著小于陰性癥狀組，Crow曾提出陰性癥狀代表著一種可能的器質性病變，它是由于大腦某區域的損害導致功能喪失。

　　（7）P50：王建軍等(2001)研究顯示精神分裂癥組呈現兩種改變：C-P50波幅降低和T-P50抑制減弱(T-P50波幅和T/P比的顯著升高)，即感覺門異常，他們還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P50與病程無關，從另一方面反映出該病的感覺門缺陷有其固有的物質基礎，不少研究者認為，精神分裂癥的注意障礙可能屬于對注意的選擇和維持問題，這與中樞性抑制功能障礙有關。

　　Venables(1964)提出，精神分裂癥患者由于不能有效地過濾刺激以至于被過多的刺激所“淹沒”，從而表現出分裂的癥狀，Epstein等(1970)認為精神分裂癥患者在刺激輸入增多時缺乏對輸入信息的整合，并推測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注意和知覺障礙是由感覺傳入的過濾或節制缺陷所致，因為這種缺陷會導致過度警覺和辨別困難，進一步的研究提示，中樞多巴胺功能亢進與條件反應P50波幅及潛伏期降低有關，去甲腎上腺素功能亢進與感覺門控缺陷有關。

　　5、精神分裂癥影像學

　　研究中存在的問題無論是結構性還是功能性影像學研究，都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即對精神分裂癥的異質性缺乏足夠的重視，陽性型和陰性型，伴認知缺損和不伴認知缺損型，這些是人們已經知道的亞型，但一定還存在不知道的亞型，因此在進行任何研究時應該首先確定所要研究的亞型，以便使樣本純化而獲得可靠結論，另外，額葉的功能和結構缺損是精神分裂癥最值得關注的影像學發現，但這似乎與陰性癥狀的關系更加密切，至于陽性癥狀，是否也有哪一個部位與之對應呢？額葉的問題是精神分裂癥的特征性表現還是狀態性指標？這些問題可在對癥狀消失前后的患者腦部情況進行研究后了解，但至少目前答案仍是未知。

　　總之，精神分裂癥不同亞型或癥狀群與大腦不同區域rCBF的關系較為復雜，由于不同的研究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不盡相同，故結果有一定的差異，需采用統一的標準及方法進行研究，以便闡明精神分裂癥亞型或精神病理癥狀與影像學指標變化之間的關系。

　　食物應該有以下注意：
　　1、植物油、蔬菜和水果。人體的內源性抗氧化系統很弱，主要依賴于外源性抗氧化系統。維生素E是能預防細胞膜脂質過氧化；維生素C預防細胞內原生質和胞液過氧化。這樣，維生素E和維生素C就提供了一個完整的外源性抗氧化系統。早期精神分裂癥很可能已有氧化應激和細胞損害，多吃植物油（富含維生素E）、新鮮水果和蔬菜（富含維生素C）能預防這種神經氧化損害，改善預后。
　　2、紅花油和豆油。專家給服抗精神病藥的精神分裂癥病人每天加用12粒Efamol膠囊（每粒含亞油酸360毫克及其代謝物γ－亞麻酸45毫克）或加用安慰劑，4個月后交叉使用，結果發現，服膠囊比服安慰劑顯著改善了精神病理評定量表分20％—30％，紅花油、葵花籽油、豆油和玉米油富含亞油酸的量高，可予補充。但另一方面，據一份跨國研究分析報告，殺人率與ω－6脂肪酸（其母體就是亞油酸）攝入呈正相關（γ＝0.94,P＜0.00001），故易感攻擊的精神分裂癥病人應限制攝入這類油。
　　3、海產品。一項開放標簽試驗給20例慢性精神分裂癥病人服含ω－3脂肪酸高的油10克（每克含二十碳五烯酸171毫克和二十二碳六烯酸114毫克），結果發現陽性和陰性癥狀均有改善，但只有陰性癥狀改善達統計意義。另一項研究則未重復該結果。海產品包括藻類植物、軟體動物及魚類，都含有ω－3脂肪酸，ω－3脂肪酸參加磷脂膜合成，補之對精神分裂癥有益無害。
　　4、哺乳。“高危孩子”是指有精神分裂癥家族史、早產、分娩并發癥、病毒感染或極度營養不良的孩子。人奶中必需脂肪酸含量高，哺乳對高危孩子后來發精神分裂癥有保護作用，但對正常人群則作用較小。
　　總之，精神分裂癥病人的飲食應遵循三多、三少和一不，“三多”是多吃蔬菜、水果，多吃素油，多吃海產品；“三少”是少吃肥肉，少吃糖類，少抽煙，“一不”是不沾酒

　　一、治療

　　精神分裂癥的治療中，抗精神病藥物起著重要作用。支持性心理治療，改善病人的社會生活環境以及為提高病人社會適應能力的康復措施，亦十分重要。一般在急性階段，以藥物治療為主。慢性階段，心理社會康復措施對預防復發和提高病人社會適應能力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抗精神病藥物治療

　　抗精神病藥物，又稱神經阻滯劑，能有效地控制精神分裂癥的精神癥狀，40多年來廣泛應用于臨床，明顯提高了精神癥狀的緩解率和精神病患者的出院率。有作者統計近100項(AFLehman，1998)雙盲對照，發現抗精神病藥物能對50％～80％左右精神分裂癥陽性癥狀有明顯療效，而對照安慰劑僅5％～45％左右。

　　最常用的抗精神病藥物，最早在20世紀50年代發現的有以氯丙嗪為代表的吩噻嗪類(Phenothiazine)藥物；繼之出現以氟哌啶醇為代表的丁酰苯類(Butyrophenone)，以及以氯普噻噸(泰爾登)為代表的硫雜蒽類(Thioxanthene)藥物。按臨床作用特點，可分為低效價和高效價兩類。前者以氯丙嗪為代表，以鎮靜作用強、抗興奮和抗幻覺妄想作用明顯、錐體外系副作用較輕、但對心血管和肝功能影響較明顯為特點，治療劑量較大。第二類以氟哌啶醇、三氟拉嗪為代表。此類藥物的抗幻覺、妄想作用較突出，錐體外系副作用較嚴重，無鎮靜、抗興奮作用，對內臟功能的副作用較輕。此外又發現苯甲酰胺類(Benzamide)的舒必利(sulpiride)亦是有效的抗精神病藥物。

　　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氯氮平有明顯鎮靜和抗精神病癥狀的作用，而錐體外系副作用甚輕。其主要副作用是可出現粒細胞減少甚至缺乏的副作用。一度在國際上停止使用，但以后發現氯氮平對難治性精神分裂癥的療效優于前幾類抗精神病藥物而又開始在臨床應用。但需要長期監測白細胞總數及分類，尤其在治療早期。此外，氯氮平的發現引起了神經生化和精神藥理學界對5-HT拮抗作用在治療效果以及神經阻滯劑耐受性方面的關注(FleischnackerWW，1999)。

　　為減輕上述抗精神病藥物的副作用，出現了第二代抗精神病藥物，如既作用于DA受體，又作用于5-HT受體的利培酮(Risperidone)以及與氯氮平化學結構類似，但沒有白細胞缺乏副作用的藥物奧氮平(Olanzapine)，以及其他如佐替平(Zotepine)和奎硫平(Quetiapine)等。

　　藥物的選擇，應考慮到臨床癥狀特點以及病人的軀體狀況特點。

　　(1)急性期系統藥物治療：首次發病或緩解后復發的病人，抗精神病藥物治療力求系統和充分，以求得到較深的臨床緩解。一般療程為8～10周。常用抗精神病藥物的劑量如下：

　　①氯丙嗪：治療劑量一般為300～400mg/d。60歲以上老年的治療劑量，一般為成人的1/2或1/3。

　　②奮乃靜：除鎮靜作用不如氯丙嗪外，其他同氯丙嗪。對心血管系統、肝臟和造血系統的副作用較氯丙嗪輕。適用于老年、軀體情況較差的患者。成人治療量40～60mg/d。

　　③三氟拉嗪：藥物不僅無鎮靜作用，相反有興奮、激活作用。有明顯抗幻覺妄想作用。對行為退縮、情感淡漠等癥狀有一定療效。適用于精神分裂癥偏執型和慢性精神分裂癥。成人劑量20～30mg/d。

　　④氟哌啶醇：是丁酰苯類藥物。本藥能較迅速地控制精神運動性興奮，有抗幻覺妄想作用，對慢性癥狀亦有一定療效。錐體外系副作用較明顯。成人治療劑量12～20mg/d。

　　⑤氟哌噻噸(三氟噻噸，復康素)：本藥對陰性癥狀效果較好。劑量10～20mg/d。日量在20mg以上時，易出現錐體外系副作用。對造血系統、肝、腎無毒性作用。起效較快，2周內見效。

　　⑥珠氯噻噸(氯噻噸，高抗素)：本藥對妄想、幻覺以及興奮、沖動等行為障礙效果較好。每片10mg，治療劑量40～80mg/d。起效較快，1周可出現療效。

　　⑦氯氮平：因其有明顯抗精神病作用，而錐體外系副作用甚輕，而開始應用于臨床。其主要缺點是可出現粒細胞減少甚至缺乏的副作用，出現率約1％左右。需要定期檢測，治療開始2個月需每周1次，3個月后需每2周1次。一旦出現粒細胞減少，應立即停藥。中國外雙盲研究資料顯示，氯氮平對急性精神分裂癥癥狀療效與氯丙嗪等相等同，但對難治性精神分裂癥療效優于氯丙嗪(MeltzerHY，1995)。國外對難治性精神分裂癥6周雙盲、多中心協作資料(Kane，1988)，發現氯氮平600mg/d的療效優于氯丙嗪1200mg/d，前者20％有效，后者為4％。常用治療劑量300～400mg/d。

　　⑧舒必利(Sulpiride)：臨床總療效與氯丙嗪相接近，對控制幻覺、妄想、思維邏輯障礙有效外，對改善病人情緒、與周圍人接觸亦有治療作用。治療平均劑量600～800mg/d。

　　20世紀90年代以來，出現了第二代新型抗精神病藥物。這類藥物的藥理作用不僅限于D2受體，同時作用于5-HT2受體及其他受體。其特點是錐體外系副作用等明顯低于第一代。

　　⑨利培酮(維思通)：是5-HT2/D2受體平衡拮抗劑。其主要優點是錐體外系副作用較輕，除對妄想等陽性癥狀有效外，亦能改善陰性癥狀。中國多中心研究發現，利培酮治療精神分裂癥對陽性癥狀及陰性癥狀均有效，患者對該藥的耐受性及依從性也較好(顧牛范，1998)。成人治療劑量為3～4mg/d，個別可達6mg/d。

　　⑩奧氮平(奧蘭扎平)：作用于D4、D3、D2受體及5-HT2、α2受體。較氯氮平的優點是無粒細胞缺乏的嚴重副作用，無錐體外系副作用。中國臨床研究發現，奧氮平對陽性、陰性癥狀以及一般精神病態均有良好療效，錐體外系不良反應少(舒良，1999)。成人治療劑量為5～20mg/d。

　　治療劑量：屬于吩噻嗪類藥物的有癸氟奮乃靜(氟奮乃靜癸酸酯)12.5～25～50mg，每2～3周肌內注射一次；棕櫚酸哌泊塞嗪(哌泊噻嗪棕櫚酸酯)，50～100mg，每3～4周肌注1次；屬于丁酰苯類的有癸氟哌啶醇(安度利可長效針劑)50～100mg肌注，每2～4周1次；五氟利多30